想起下乡插队的日子

   我常常想起下乡插队的日子。心里总像有个记忆的小舟在不停地荡漾，泛起了那么多如同涟漪般的美妙回忆，于是那些往事萦绕在心怀，就像潮水一样，涌向了脑海，涌向了眼前。

   记得我下乡插队的那个时候，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末期。虽然也有一些动员，但已不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的热潮似乎就要过去。我们七一届毕业的那两年，社会已经不包分配，只好自己想办法找些差事干。我还不错，在父亲的努力下，找到了一份比较可心的工作，那是一家有着几百号人的建筑维修工程队。在那儿干了一段之后，队里见我有写写画画的特长，就让我负责搞宣传。

   那时的宣传，主要是为工地写写宣传标语，出些板报，刻些钢板小报，给公司的快报提供些稿子。我原来在学校里搞过宣传，比划起这些驾轻就熟，于是我很快把宣传的氛围搞了上去，在全区的公司系统里被刮目相看。本来可以在这继续干下去，报酬也不少，可我觉得应该像那些有为的青年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抱负，有所作为。那时，我受身边一些兵团老知青的影响很多，他们那种志向和精神，对我熏陶感染很大。曾几何时，我在默默地追求和向往着那种境界。我终于下决心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奋斗一番。在我的一再鼓动下，父亲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到厂里为我去青年点插队报了名，他还专门跑到了化家大队青年点为我了解了一番。迁完户口的那天晚上，家人聚坐在灯光下，母亲眼里含着惜别的泪水，想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那天晚上，我们伴着昏黄的灯光，渡过了一个心绪复杂的不眠之夜。

1974年4月20日。天气响晴，锣鼓喧天。我和同伴们背着行囊，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走进了那片长满庄稼的黑土地。从此，我在万宝化家这个天地里，一干就是四年。在这里，开启了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历程。

   南小山是队里的一片丘陵漫岗地，十年九旱。从岗下的水沟到岗上的垄沟，得走一二百米。挑起水桶走，没有点力气是根本不行的，况且我们是第一次挑着水桶跋涉，这显然是个挑战和考验。我们刚挑起水桶时不觉怎么的，当走上土坡时，腿有些哆嗦了，等迈到垄沟里，腿吃不住劲了，再往返几次后，腿和腰都伸不直了。几趟走过来，身子就像棉花似的软了下来，肩膀被扁担压得火辣辣的，像是磨去了一层皮，想不到种地是这样的艰辛。

   我经常回忆在青年队里的那些往事。那时候青年队像个大家庭，知青都是来自四面八方，这里有天津的老知青，有哈尔滨几个单位青年点的小知青，还有投亲靠友的一些新知青。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过着快乐的集体生活。

   青年队成立时，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从头开始创业。难忘的是，我们自己动手新建的那些房子。当时在大队的支持下，我们搞出了规划图纸，备好了砖瓦沙石，请来了邻队的木瓦匠，还从知青中选出了一些木瓦工，那些力工活自然落在了大多数知青的肩上。春耕生产结束后，我们的基建战役就打响了。挑地凿，打地基，没用半个月的功夫就干完了。往后垒砖砌墙就快了，大家干得是生龙活虎。每天早晨，知青们和打早垄的一起出工，太阳落山了一起收工。大家在工地上晒得黝黑黝黑的，就是靠着这股劲儿，四个月就把一千五百来平米的房子建起来了。

   刘书记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他发现了我，举荐了我，任用了我。我担任了副书记后，他总给我压担子，让我抓农业，让我管生产，让我解难题，整不明白的，他帮我出点子、出思路，很少求全责备。省报的那篇专访，就是他推荐写的，而且不少事是他提供给记者的。所以，我对老书记十分感激。回到城里后，我始终念记他，只要有机会就去看望他，他家里有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从不推辞。前几年看望他的时候，他已八十岁了，有些糊涂了，可他还认识我，能叫出我的头衔和名字来。过了不久，他就去世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他。

   王景悦和高振禄，他俩对我的关心帮助很大。一个是大队的副书记，一个是大队“革委会”的副主任，我们都是一个班子的成员，却是两代人，是忘年交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