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优容政策及科学文化鼎盛

　　自唐代“安史之乱”始，至五代十国止，手握重兵的军阀武将，可谓动辄兵变，飞扬跋扈，国家战乱不止，人们饱尝离乱之苦。北宋一统天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而有此亲身经历的宋太祖赵匡胤深切体会到，武将手握重兵，那是致乱之源。应更多地起用士人担任国家及军队的要职，因为深具儒家伦理道德的士人们做人会更有底线，不至于像前朝手持重兵的武将们那么骄横跋扈，于是将宽容与优待士人作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并以此训诫子孙。

　　“三条戒规”立承诺 

　　北宋立国后，宋太祖便表明了“宰相需用读书人”的政治态度，并立下了类似于今天政治承诺式的“三条戒规”，其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

　　后来北宋的几代皇帝都遵循了这条戒规，没有发生过诛杀士人的现象。就连很有血气锐意改革图强的宋神宗欲处决一位科举而仕的犯罪官员，便马上遭到当朝宰相的反对，其理由是祖宗立规不杀士人，宋神宗虽不悦但还是作罢。又如王安石变法，宋神宗铁腕支持，但一帮反对变法的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士人竟然采取集体不上朝的软抵抗方式，然遵祖训的宋神宗只能对其进行流放或降职，而没有采取杀戮的方式，这比起发生了流血事件的商鞅变法，是非常人道的。

　　在北宋，士人们批评朝政甚至皇上，亦从不会招致杀身之祸，最多也是流放，但流放仍然是个官，地位不会怎么低下。在这种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异常活跃，他们经常直陈朝政得失，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高，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科举纳士招贤才 

　　北宋还通过科举途径，大量录用士人。从宋初“开宝六年初殿试进士，自是为定制”，到宋太宗“厚化二年”进士共达“二万七千三百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科举成为北宋官吏的主要来源，并形成了以考取进士为莫大之荣耀的风气。有的人虽身居高位，但因不是科举仕进的士人，常以此为憾。

　　更值得称道的是，北宋突破了隋唐以来的门阀观念，打破官僚贵族才拥有科举特权，为广大寒门子弟开仕进之门，这就为大批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步入政治仕途提供了良机，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像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家境贫寒，后来考中进士，他们以其崇高的气节和杰出的政治才能，成为后世景仰的历史名臣。

　　科举纳士之风的盛行，激发了士人研经问道的热情，也激发了全社会的求知问学之风。

　　衣食无忧重待遇 

　　北宋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宽容优待士人，在物质生活待遇上亦给予极大的关照。北宋立国之初，百业待举，国力衰敝，因而当时的国家公职人员拿着非常微薄的薪水。随着北宋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时，北宋王朝便大幅度地提高在朝士人及在科研文化机构供职士人的待遇。

　　据史载，由于北宋统治者的各项开明政策，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财政收入最好的年份达到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这应当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好的财政成就了，国库充实了，为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及士人的待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当时的士人王柯记载“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据有关专家考证，北宋官员的俸禄，相当于同级别的汉代官员的近十倍；与唐代相比，也有二至六倍之多。且宋代官员享受的福利待遇种类多，有官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等，还有续绢发给。出差还有差旅费，并有厨料、薪炭、酒肉配送，就连其仆人也有粮、布、棉花等。年老优良的官吏退职后，亦有优待，供给俸禄；大臣病卒，均有赐银，并对其家属子孙给予相应的抚恤。当然，北宋不仅给予科举举仕官员优厚的待遇，对于那些在文化科技部门如编修院、日历所、司天监和天文院以及专门营造制作机构的科研人员，亦给予衣食无忧的生活待遇，这就为各行各业士人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去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对科技文化战线上的有功之臣实行奖励政策，其奖励措施主要采取钱物奖励和晋职加薪两种手段。对制定“新历二十卷”者，赐官“司天监”以示奖励。对制定“乾元历”颇为精密者，则优赐束帛。司马光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有功，宋神宗赏赐十分优厚。冯继昇创新了火箭制作，唐福更新了火器，项馆进献海战船式，石归宋献木羽弩箭，焦偓献盘铁槊，郭谘造战车、弓弩有功，朝廷都给予晋职或物质奖励。北宋时期，西北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政权并长期相对峙，北宋统治者对于有关国防方面的发明创造，更是力主奖励和推广。

　　科学文化达高峰 

　　北宋统治者对士人实行的宽容和优待政策，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它前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后与明清两代令人恐怖的文字狱相比，无疑开明得多、人道得多。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及优厚的物质待遇，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钻研学术与科技的热情，由此带来了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科学文化高峰。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赞誉：“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在他看来，宋代无论文化还是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曾巩等，这些名震宇内的文化名人，他们皆出自北宋。以代表文学至高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六位。北宋人文荟萃、学术之风浓郁，产生了湖学、濂溪学、洛学、关学、蜀学几大学术流派，学界流派纷呈、百家争鸣，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名士鸿儒。

　　代表中国古代最高科技成就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即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出自北宋。诚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所说，如果没有指南针的发明，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地理大发现。北宋的火药技术比欧洲早三四百年，活字印刷术则早半个世纪。苏颂、沈括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大家，他们在数学、地理、天文学等多个领域登上了高峰。此外，杨忠辅在天文学领域、秦九韶在数学领域、李诫在建筑学领域、陈甫在农业科技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且都有学术专著传世。

　　北宋的藏书及科学文化著作的整理出版，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里程碑。相当于当今国家图书馆的北宋崇文院藏书，立国之初仅为一万三千卷，二十年后达八万多卷；北宋集名士于朝，对文史资料进行整理加工，除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外，还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共三千五百卷，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此外，在北宋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还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专著，像《太平圣惠方》《政和本草》等，这对于传承人类科技文明，是不朽的功德。

　　此外，北宋的教育、宋词、医学、绘画亦盛极一时。总之，北宋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中国古代发展最好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多项成就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成功做法值得后人的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