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叔的宽厚形象是如何树立的？

　　《三国演义》是明初罗贯中先生在宋元话本和民间传说的基本上加以改编成书的一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是小说，并非正史。虽然对此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由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影响实在太过于深远，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远比西晋陈寿编修的《三国志》要深入人心，两者在民间的影响之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就以刘备为例，刘备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中是一个“不打折扣”的一代枭雄，杀伐果敢，刚强勇毅。而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则是老实厚道，遇事只会哭鼻子的“刘皇叔”。如果《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了“左冷禅”，那历史上的刘玄德绝对称得上是“岳不群”与“左冷禅”的结合体。　  

影视作品中的刘备（图片）

　　历来说到刘备就不得不提曹操，这两个人就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被人“捆绑记忆”。这种“捆绑”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刘备与诸葛亮、刘裕与刘穆之、唐太宗与秦叔宝，无论是史实还是文学形象，他们都是君臣关系的楷模，是相辅相成共创大业的典范。另一种关系则如刘备与曹操、岳飞与秦桧、东林党与魏忠贤，他们作为对立的个人（或是群体），一正一邪，被人印刻在脑海里。   

　　关于曹操的历史形象，正说、戏说的文章实在太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在此主要针对曹刘二人的历史形象做个对比。 　  

　　曹操往往被人认为性情狡诈，行事不择手段，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作为他对立面的“刘皇叔”又是何如人也？试看他“取荆州”，这是很多人称赞他的地方，认为他图利不忘义，在刘表统驭荆州时期为刘表镇守北大门，刘表暴毙之时他没有趁丧乱之际图谋刘家的土地，而是等到荆州归顺曹操之后，才武力夺取荆州。但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实在过于牵强。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正史里，刘表统驭荆州时期，其妻族蔡氏的实力都十分强大，蔡瑁、蔡中等人把持军队，甚至能使刘表废长立幼，让蔡氏的儿子成为继承人。而蔡氏对刘备的厌恶，已经到了欲杀之而后快的地步，刘备去新野也是为了自存考量。可以说，无论刘表生前还是身后，在蔡氏控制荆州时期，刘备没有夺取荆州的机会，也没有武力篡夺的资本。而赤壁之战以后，华中形势发生了变化。荆州蔡氏的势力随着曹操的南下已然瓦解，曹操败退之后，留曹仁镇守南郡（今湖北西部宜昌一带），孙权的势力一时之间未能伸展至华中，使得湖北中东部（今天的湖北荆州、武汉等地）以及当时还十分荒蛮的湖南四郡（零陵、长沙、武陵、贵阳）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刘备以不多的兵力攻略了这些地区，在江东孙氏势力扩展之前，利用孙氏提防北方，不愿短期撕破孙刘联盟外衣的心理，事实上占据了这一区域。可以说，无论是之前的“不取荆州”，还是后来的“取荆州”，都是出于自身势力与外部环境的权衡考虑，此中是没有太多人情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处处以汉室宗亲自居，口口声声要复兴汉室的“刘皇叔”为什么在“取西川”的问题上那么果断。要知道，益州的刘璋（季玉）作为刘焉之子，是正经的皇室宗亲，名门正统，而且刘璋在处理与刘备的关系时一直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但仍难逃被侵灭的下场。两相比较，所谓的“利不忘义”不过是后人附会美化的说辞罢了。 　  

　　既然这样，恐怕很难说刘备是宽厚长者，那个人脾气秉性方面，他又是否称得上隐忍克制的谦谦君子呢？恐怕还是不能。在正史中，“怒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入蜀之后，杀彭羕、杀张裕，特别是张裕，史书中有这样一段：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尝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裕遂弃市。   　　  

　　这段对话其实是两人用十分不堪的语言互相嘲讽，而挑起这场骂战的正是刘备本人。都是杀名士，这些被隐而不见，却对曹操杀孔融、杀崔琰大加鞭挞，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双重标准”。

　　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这也是刘备文本形象树立的根源所在。这种政治倾向性的来源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罗贯中先生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历史观呢？笔者以为，这与当时是历史环境，以及作品的性质本身有关。《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一本面向社会大众的小说，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通俗文学，他所讲的必定是忠义故事，与“杨家将”、“说岳”并不二致。在这个忠义故事里面必须要有正面形象，必须要有反面形象。而按照古代中国的伦常观念，曹魏是篡汉得天下的，所谓“得国不正”，而蜀汉则象征着道统的延续。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到明初，已然形成了“尊刘贬曹”的社会认识，曹操的逆臣形象，关公的忠义千古并不是罗贯中塑造的，而罗贯中先生作为一部通俗小说作品的作者，他强化了这种认识。可以说，即使没有罗贯中先生的这部旷世巨作，只要“一家一姓”的天下观存在，只要老百姓心里的皇权思想还在，只要“君君臣臣”的封建纲纪还在人心里，“尊刘贬曹”就是在所难免的。而罗贯中先生的这部作品出现，并凭其影响力流传数百年，则是将这种思想扩展地更为深远。这也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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