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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源处求汇通 ——王立民书画印刍议

发布日期:2016-12-12

 

  过了四十五年的人生,才真正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真是有个缘分在的。强求不来,也推之不去。和王立民老师的交往就是这样。他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而我生活在江南。南北相隔万里之遥,见面是颇不易的。二十年前我在《书法》杂志上,拜读过他所写的介绍游寿先生书法艺术的文章。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游寿先生的尊敬和仰慕之情。后来,从北国书友口中得知,王老师在读大学期间,就追随游寿先生习书。直到游老故去,从未离开过。在游老仙逝后,他率先写出了五万余字的《游寿传略稿》在报纸上连载,又组织了游寿书展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花了数年法心血,为游寿老编辑出版了大型《游寿书法集》,将游寿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书艺历程,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仅从中没有获得什么名利,还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成了被告。自古以来因直而遭怨的事情,大者如屈原遭放,小者如苏东坡乌台诗案,在后人看来,事情曲直是分明的。而当事人,却别有一番滋味,非外人可以体会的吧。我推测遭此变故,他对游寿先生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应该不会像过去那样热心了吧。意外的是,他没有因这件事情受到丝毫的影响。对游寿先生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继续研究,常有新文章出来,并从游寿先生追溯到胡小石、李瑞清,对这个书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巧得是,我在十多年前也进入到这个领域,与王老师可谓不期而遇了。

 

  大学时代的王立民先生

  我自幼就闻南京老辈学者说,胡小石先生最重要学术著作《中国书学史》,因意外而散轶了。当时想,此生是不可能再看到这部奇书了。数年前,在友人处看到一部用毛笔写的稿本,经与胡小石先生生前发表的《中国书学史绪论》进行了一番比较,确认这个稿本,就是根据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书学史》。而整理和书写者,乃他最杰的书学弟子—游寿。这本在中国书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就是由胡小石先生和游寿先生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我比之为班昭为兄班固续补《汉书》。我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写成长文发表后,书学史界的朋友也都为之兴奋不已。

 

20世纪80年代初,游寿先生辅导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开展书法活动

  因为这本书,我对游寿先生更加关注起来。查找了很多游寿先生在哈尔滨的学术活动资料,注意到她晚年所收的几位弟子中,王立民是其中的白眉。让我最吃惊的是,王立民老师为了寻根溯源,不远万里来到南京,寻访过李瑞清在牛首山的墓,到天竺路拜谒胡小石的故居。作为南京人,我觉得很惭愧。虽对李瑞清很崇拜,就没有去过他的墓。古人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王立民从对游寿先生的师生情谊,上溯到对太老师胡小石和师祖李瑞清的寻访。在师道尊严久已不讲的今天,这种不忘根本、尊师重道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在李瑞清书学发源地南京,随着吴白匋、程千帆、侯镜昶等胡小石门人的离世,该体系已经是若存若亡。像我这样苦守困境者,看到王老师的所作所为,大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感。而在北国,游寿先生播下的书学火种已经成燎原之势了。李、胡二老地下若有知,也会颇感欣慰的。

   

  1990年,王立民与游寿先生在一起

  2014年底,在福建博物馆举行的游寿先生书法展上。我第一次见到王立民老师。虽然是初次相见,却如故友重逢。他身上既有山东人的耿直,也有关东汉子的豪气,更多的还是书卷气。我们在参加了游寿先生书学研讨会后,又一起畅游了八闽大地,去了游寿先生的家乡宁德。一路之上,我们谈胡小石、谈黄宾虹、谈金文入印……,身边不断变化着的山光水色和愉快的谈声,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曾忘却。回到南京后,我将手头一些资料寄给了远在北国的王老师。他也回赠了其书法佳作。

   

  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画展

   

  2010年,在韩国举办书画展

  王立民老师在艺术上是个多面手,诗文书画印无一不精,然细细地寻究起来,这里面却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变者貌也,不变者道也,而道是生于一的。我想在他诸艺之中,于书法功力是最深的,成就也最大,那就先从他的书法成就谈起吧。

  书法:目无二李与用笔不易

  王立民老师不仅是当代中国书坛的领军人物,也是李瑞清书学体系,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

  李瑞清的书学思想,有着鲜明的个性。他在《玉梅花庵书断》开篇,就明确提出“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学书贵在敦品和读书,关于王立民老师的人品前面已经略说过了。关于他的学问似可再说几句,他在考古学、古文字学、诗文等方面皆有研究,所写的《“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一文。就是对中国古文字,如何从原始陶文到成熟金文转化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胡小石先生和游寿先生都到野外,对古物进行过考查和研究。王立民老师继承了这个传统,所写的《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就是他到野外考古后的新发现。和千年以来书家们,坐在书斋中学习前人法帖不同,李瑞清先生所开派的书风,重在将地面的文物、地下的出土文物和书法结合起来,将书法作为一门实证的学问。王立民老师在这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也是非常坚持的。

 

临《舍父鼎》      41cm×43cm    2015年

  李瑞清书学理念和古人不同之处很多。他提出:“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 “余尝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强调以金文和汉隶,作为学书核心的主张,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胡小石先生在教曾昭燏学书时,就是从金文入手的。

  王立民老师书法之根乃在金文中,对金文的研究可以说是良医三折其肱了。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后来学者,没有功力则不得其形和神。而不知变化,终身为其所困,只能成为集古字。王立民的金文,无论是临习还是自运,在笔法上中锋裹行、逆进涩入,又不废侧锋和偏锋互用。故曲中有直,不主故常。金文结字和小篆比,真是如繁星丽天、变幻莫测。他写金文在结字上,就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大小错落,聚散自如,在不齐中见整齐,形散而神不散。清代以来写金文者,在墨法上比较单一,只有黄宾虹书写金文时,比较注意墨法上的变化。王立民老师对我说,近代善写金文的书家中,他最佩服黄宾虹和游寿先生。故他书写金文时,在墨色上富有变化,枯湿浓淡有。

     

李白诗《游洞庭湖五首·其二》      35cm×69cm   2015年

  在传世金文名作中,《散氏盘》对王立民老师影响颇大。该盘书法特点,李瑞清认为 “自来篆皆取纵势,惟此器取横衍用笔,醇厚古茂,英蛰雄浑,当为篆书第一,余平生学此最久,得力至深”。常见的西周金文多是纵势,而此盘是横势。有旁溢侧出的味道,笔划在书写的过程中是一波三折的,曲中求直不法常规。王立民老师的金文,笔下经常会出现《散氏盘》的韵味,乃学之久而用之活。古人认为用六经来统摄诸艺,我认为他是用金文来统摄四体书的,他笔下的各体书法中,都能发现金文的意味,往往都带有浑穆宽博之气。

   

《去草留云》对联      35cm×136cm×2       2015年

  王立民老师的楷书、行书,富有自我的创造性。既不同于二王一路的书风,又与清代以来的碑派书家行书有所区别。他行书的字形结构多从金文中来,或部分偏旁为金文。在外型上和一般书家的行书,就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写横划时,他多率意写出,虽不藏头护尾却隶意明显。对篆隶字体和笔势自由灵活的运用,使得王立民老师的行书,其源拓展到王羲之之前,没有时下流行书风的流媚之态。又因长期摹习魏碑,他的行书也吸取了很多北魏碑刻的特点,将碑石的刀痕自然化为毛笔的柔线。王立民老师在多种书体和笔法中,广取博收又能够合为一炉。在古雅中,又富有创造精神。我认为在李瑞清先生门生与后代传人中,写行书能够驱使诸体为一家者,前推吕凤子后有王立民。

  王立民老师的隶书,得益于篆书上的造诣。自明代以来善写隶书的书家很多,而能写出汉人浑厚生动气象的却不多。王立民隶书就具有汉人博大沉雄之气象。胡小石先生隶宗《张迁碑》、游寿先生宗《礼器碑》、王立民老师则多得于《西狭颂》。这是他对自我性格关照后的自觉选择。《西狭颂》是摩崖石刻,与碑相比多了一种野逸自在的趣味,其宽博、沉雄、开阔的笔势,与王立民老师的性格是那样的合拍。故信笔写来,无不如意。他隶书的笔法形态多承金文之意,在圆浑中富有方折之趣,大字开阔而小字苍润。偶写汉简,更加开张自在。    

  楷书是游寿先生的绝学。在二十世纪书家中,她的小楷堪称绝唱。王立民老师的楷书直接受到游寿先生的影响,再上溯到魏晋。他对钟繇小楷最为推重,经常日课《宣示表》等钟太傅的名迹。从他平素所写小楷中,可以看到钟太傅字之宽博、古朴、平淡等特点。其如三代鼎彝,望之便有种幽深无际的感觉,又有游寿先生楷书骨法森严的特点。自唐宋以来写小楷者,所亏的不是功力不深,而是胎息不厚。文征明虽然是一代大宗师,也不免有此弊病。王立民老师写小楷抗志希古,从魏晋间化出,胎息醇厚安静。

  一种书学理论的成不成立,能不能长久的流传,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书家的实践来证明的。我们通过对王立民书法成因的探析,可以看出李瑞清书学思想不仅是思辩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绘画:直从书法推画法

  书画同源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仿佛书法家天生就可以成

  为一个画家,反之亦然。但自古以来书画兼工者毕竟是少数。书画有交集的部分,也有各自的艺术规律。清代金石派书家喜将金石气带入画中,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李瑞清也是一位书画兼工的大家,文集中画跋很多。其门人,出现了几位大师级的画家,如张大千、吕凤子等。胡小石先生虽不作画,却深通画理,经常为名家画作题诗写跋,对书画鉴定也颇有心得。王立民老师从事绘画很早。少年时期曾和英年早逝的画家李老十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文化馆一起学画。青年时期作为返城知青,在单位里作过美工。后又长期向晁楣、贾平西等名家请教。可见,他学习绘画的历程和书法是同步进行的。

 

《片云》     2013年

  我想他画风和书风的统一,应该是在向游寿先生请益之后的事情。他的绘画是文人的绘画、学者的绘画、书家的绘画。从题材上看是非常宽阔的,山水、花鸟、人物均有。很多以鱼为题材的画作,在鱼群组合排列上,有远古陶纹鱼群遗韵,再加之富有装饰性的流动水纹,让我们有回到万年前远古时期的神秘感。这样的画,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花鸟画来界定了。我非常喜欢他画的“湿地系列”,水墨色的大块交融,无尽天地边的远景,让我这个江南人,似乎行走在北国无边的旷野之中。用古人笔法、墨法、皴法来表现北大荒是不太够用的,必须造出一些新的法子来。王立民老师这个系列作品,就笔墨而言是很有独创性的。线面少而墨块的组合多,虚处实而实处虚。这和他思维宽阔不拘于古人成法有关,也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关。多年北国生活和在黑土地上艰苦劳作,让他在表现北国风光时可以信手拈来、恰如其分。没有真实的生活感受,就画不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更无从谈到创新和发展,这是他的画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弥漫》    2014年

  在王立民绘画作品中,还有一类简笔动物画,最为我心仪。他笔下的动物无论是侧面还是正面,无不兴酣落笔,造型上简练概括,使观者联想到汉代画像石上那些古拙生动的、充满生气的动物来。在墨色的运用上,大胆而准确,只用一两种墨色就蕴含着丰富的意趣。如他画两只羚羊,相立于天地之间别无傍依。他画科隆大教堂,用满是狂草书般的笔法写就,天空密布的云,则用大块淡墨染出,既有异国的风光,更有中国画中笔墨特有的韵味。

  我在和他闲谈中,知道他非常佩服四川画师石壶。石壶是个通人,对宗教、哲学、武术无所不通,其画得齐白石、黄宾虹之三味,又染巴山蜀水之韵,野逸而自在。王立民老师一些山水小品,也有山野之趣,草草不工之中见真率。齐白石有画跋云:“夫画者为寂寞之道”。看王立民老师这类山水画作,让我感觉到他内心在寂寞之中略带着欢愉。仿佛是对世人说,你们看不懂是吧,我自己懂就得了。他对我说,刚考进大学的时侯,看到游寿先生的字觉得一点也不好看,后来却越来越喜欢。好的东西是让人们去逐渐理解的。

 

《九方皋相马》     2016年

  吕凤子在论画中,将庄子提出的“以天合天”观点放到最高的位置上。画家天性需和自然天道相合,才能画出真画来。反观现代很多画家作品,不是自己个性的凸现,而是跟着社会、金钱、世俗潮流而走。这样的画虽然可能会红极一时,而终归会消沉下去的。王立民的画风,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同步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在六十岁之后,才进入他们绘画艺术的高峰期,所谓衰年变法。王立民老师年未到六十,在艺术上正是炉火纯青之时。他在绘画上,也会像前辈那样来个变法的,那就让我们期待吧。

  篆刻:挥将寸铁刀如笔

  王立民老师的篆刻作品我过去看得不多,近期集中看了一批,才发现他的印章不仅是好,而且是大好。能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完全是实至名归。而且,也是最近才知晓,他十五年前就出过印谱,乃真君子善藏其器也。

  李瑞清本人不刻印,而其侄李健、学生张大千、吕凤子都是治印的高手,有印谱行世。胡小石先生内兄杨仲子,乃是一代金石名家。胡小石常用朱文“胡”字印,是由他写好印稿后杨仲子刻就的。潘天寿说今之为艺者,应金石、诗文、书、画四绝兼之。篆刻虽然是方寸之间的艺术,却有着万千气象,一个能够写大字榜书的书家,却未必能够从容握片石,这需要别具一功的。

 

《大卍居士》    1.8cm×1.8cm     2013年

  篆刻艺术基础是篆书,而不是刻石,篆刻家和刻字匠的区别就在于此。很多印人,年轻时印章还有点才气,到了中年之后就每况愈下。究其原因,就是不重视篆书研习和古文字学修养,只是印内求印,没能做到印外求印。更难做到印从书入,书从印出了。王立民老师的篆刻,建立在他深厚的古文字修养,以及对甲骨文、金文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基础之上的,真可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反观清代以来的大印家: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无一不如此,他们篆书艺术的高境界,升华了其篆刻的内涵与深度。

   

《粟水大民》    2.4cm×2.5cm    2013年

  中国篆刻有两大宗:先秦古玺印,秦汉印。唐宋以来官印和明清流派印,皆是其衍流而已。王立民老师对这两大宗,皆能穷源委流。取法汉印者有 “黄山归来”、“虎虎生气”等。篆法高古浑穆,布局疏密有致,源于他对篆书心领神会。而用刀的准确、狠重、稳健,则是他对刀法修练的结果。他治印不避残破法,以增其苍茫的意境。而他用金文和古玺式结合刻成的印章,让我们更能够体味到一个目无二李,神游三代的印人本色来。如“处下”和“行大道”两印,虽是金文入印,却在字型和笔意上带有原始陶文特点,仿佛有某种巫的神秘力量在其间,这与他多年研究原始陶文不无关系吧。将远古陶文意味带到印章中,当代印人中除刘石开外,似无第二人。“安命”则是典型的古玺式印,圆中有方曲里有直,书写性和刀刻痕迹结合的很完美。我比较欣赏白文“鱼父”,这方印布局顺应字型而就,没有刻意挪让穿插,在刀法上用单刀直落法,线条一边光一边毛涩,与齐白石的单刀法相比,多了几份含蓄。古人说余事做诗人,王立民可以说是余事做印人。虽是余事却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作为印人,在当代中国印坛上,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北国一大家。

   

  《鱼父》       1.9cm×2.0cm   2016年

  余 论

  吴昌硕有诗云:“金石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纵观中国数千年书画史,真正能做到者是没有几人的。那么,诗中所说的真意在那里呢?如何用语言说出来呢?王立民老师艺术中的真意,我想就是:古雅。建国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否定的太多,肯定的太少。在吸取古代精华不足的情况下,就轻言创造。王立民老师则不同常流,从传统中出新。这不仅是他个人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对当下书画的发展导向,也具有一定示范作用,不知海内外方家以为然否?

  (张蔚星 2016年4月27日于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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